(网经社讯)目前，外卖骑手作为“就业蓄水池”,从业人数持续攀升，已成为公共舆论与社会治理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钱塘区作为杭州最年轻的城区，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为32.5岁，青年群体多,外卖需求量旺盛。2024年，我区涉及外卖骑手电动车租赁相关投诉举报显著增加。本文深入剖析钱塘区相关投诉举报的数据分析，对外卖骑手电动车租赁领域开展研究探讨，并就如何规范该领域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促进外卖行业有序发展，切实维护骑手合法权益，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一、基本情况

2024年，我局共收到涉及电动车租赁类投诉举报527件，其中外卖骑手相关的投诉举报335件(2023年涉及电动车租赁相关投诉举报107件，外卖骑手相关的投诉举报31件)。共涉及主体59家，其中投诉举报量较大的为杭州某贸易有限公司151件，且多家中介公司与之关联。

主要反映问题：诱导签订租车合同、车辆质量差、分期付（贷）款、租（售）非标改装及无牌照电动自行车、违约金金额争议等。

图1  2024年电动车租赁纠纷问题情况

图2  2024年电动车租赁投诉举报每月件量变化（件）

二、存在问题

目前，外卖送餐、跑腿配送等行业高速发展，各大招聘平台发布骑手招聘广告，应聘后提供租车服务，部分通过第三方平台签订租车协议，由平台收取租金，如租车人提前解约，要根据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导致因电动车租赁在外卖送餐关联领域的纠纷也逐渐增多。7月、8月正值暑假期间，此类投诉纠纷明显增加。一些中介公司利用年轻人求职心切的心理，诱导他们高价分期贷款租车，使其背上“租车贷”负担，更甚者打着“学生兼职”的旗号吸引学生租车，初入社会的学生往往因经验不足最终落入贷款陷阱，若想退租停贷，却困难重重，该模式实际是为赚取违约金，严重者或涉“套路贷”问题。

根据投诉举报情况看，以下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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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与劳动权益纠纷

外卖骑手工资未足额发放（如承诺最低单量收入未兑现）、虚假招聘诱导租车（以“免费提供电动车”吸引求职，实际强制签订租赁合同）。此外，骑手因个人原因或企业单方面终止合作时，常因合同限制无法顺利解除租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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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租代售”解约难问题

一是诱导外卖小哥签订分期贷款合同，表面是租车协议，实际是贷款购车，一旦逾期会产生高额违约金和不良信用记录；

二是正常归还车辆后仍被持续扣费（如未及时解除支付宝绑定），强制续租或违约金过高（部分商家要求支付一年违约金）;

三是收取高额押金，承诺在合同期满且车辆无损坏时全额退还，但在退还时以各种理由克扣（“车辆损耗”“违约金”等），且押金退换周期长，甚至把押金挪用无法追回，失联等情况；

四是租赁企业常以“格式合同”形式规避责任，骑手无法协商或修改条款，且合同条款模糊或强制签订（如租期被篡改为12个月）；

五是隐性费用（如电池损耗费、平台服务费、修车费、事故赔偿费）未明确标注，导致骑手实际支出远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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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质量问题

车辆不符合新国标（无脚踏板、超速、无牌照）；电池续航不足、频繁故障；车辆为二手或改装车，商家隐瞒车况等原因导致骑行风险加大。

三、问题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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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监管缺失

一是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针对外卖骑手租车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够细致全面，租车合同的具体条款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界定、违约责任等具体标准存在法律空白或规定模糊的情况，导致监管缺乏法律依据，难以判定责任归属。

二是多部门监管协调难。外卖骑手租车涉及到市场监管（产品质量）、公安（非法改装）、人力社保（劳动保障）、金融监管（分期贷款）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职责划分存在交叉模糊地带，容易出现信息沟通不畅、协同工作机制不完善情况，降低监管效率。

三是监管资源有限。钱塘区作为产业新城，外来人口集聚，据统计全区共有外卖小哥、快递小哥6400余人，且钱塘区年轻人口众多，外卖需求量大，且外卖小哥流动性大，导致电动租赁相关问题大量涌现，而监管部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相对有限，难以进行全面、细致的监管，导致一些纠纷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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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市场特性

一是行业发展变化大。外卖行业作为新兴行业，处于不断发展和不断变革的阶段，电动车租赁业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演变，新的问题和纠纷类型不断出现，监管政策和措施难以跟上行业变化，导致监管滞后。

二是市场主体复杂分散。参与外卖骑手电动车租赁的业务主体众多，比方说钱塘区纠纷主要集中的“杭州某贸易有限公司”关联着不少招聘平台、租赁平台，各种规模的租车行、中介机构、小作坊式的经营者等，这些主体分布广泛且较为分散，且在租车合同中往往不体现，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和成本。

三是信息不对称。在一些租车交易中，一些主体利用求职者信息不对称，以“高薪招聘”诱导签订租车合同，隐瞒车辆情况，通过自动扣费、分期贷款等模式锁定消费者，增加退出成本。而外卖骑手由于专业知识不足、经验欠缺的原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且一部分外卖骑手为学生，甚至是未成年人，容易在交易过程中被误导或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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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平台逐利行为

一是平台管理不到位。租车平台对骑手与租车行之间的租赁关系存在管理和监管上的漏洞，部分平台没有对合作的租车行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也没有建立完善的纠纷处理机制来协助骑手解决相关纠纷。

二是企业自律意识差。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故意设置合同条款漏洞、隐瞒重要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甚至某些企业在合同中增加贷款内容以保证租车者还上高额租金。这些企业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和自律意识，不遵守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又难以对其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和约束，导致纠纷难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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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自身法律意识薄弱

一是外卖骑手法律知识匮乏。在签订合同时未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轻信口头承诺，对电动车国标、扣费规则缺乏了解，一些求职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被商家“第一个月免费租车”的承诺诱惑，短期入职后发现收入达不到预期，想要退出却无法顺利终止合同。在遇到纠纷时，许多外卖员会通过抖音、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表达不满，造成负面舆论的发酵，并进一步带动有相关经历的外卖员抱团、跟风投诉，“同事不同人”现象增多，风险增高。

二是整个社会对于外卖骑手电动车租赁纠纷的关注度还不够高，缺乏广泛的社会监督和舆论压力。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往往集中在其他外卖行业问题上，对于电动车租赁纠纷的曝光和监督力度不足，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来推动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企业规范经营。

四、建议与改进措施

外卖骑手电动车租赁问题的核心在于行业主管部门的不明确、合同条款的不公平性和企业责任的缺失。通过推行标准化合同、加强企业责任、完善监管机制以及提升骑手法律意识等方式，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保障骑手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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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方共治格局

建立钱塘区外卖骑手维权领域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综合治理工作专班，明确并理顺行业主管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发现、处理、改正、移送、处罚”工作流程，制定案件移交简易操作模板，建立执法联动和联合惩戒制度。建议由社工部牵头，联合人社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加强对外卖骑手维权领域如劳动纠纷、租车纠纷、交通运输等相关企业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及时并分类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完善企业及机构的经营管理漏洞。涉及执法职责划转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将违法案件移送对应的行政执法部门。涉及新业态新问题的，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加快建立部门监管责任清单，探索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对于同类项的问题适当进行考核数据核减，严格杜绝“互相推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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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业监管

对电动车租赁企业进行资质审核，要求电动车租赁企业严格备案登记，审核车辆来源、质量检测报告等，重点打击非法改装、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黑名单制度，公示违规企业信息。联合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对辖区租赁拆卸脚踏、更换大容量蓄电池、增加整车重量及鞍座长度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行为进行查处。开展电动自行车抽检，对检出不合格电动自行车、不符合标准电动自行车的经营单位进行立案查处，向公安机关移送违法线索，以便锁定上游生产销售伪劣电动自行车企业。同时，建立企业动态名库，利用大数据监测租金波动异常及投诉举报问题，预警租车风险。

对相关电动自行车、蓄电池、车架等租赁商户进行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经营，如要求租赁企业为所有租赁车辆购买第三者责任险和骑手意外险，费用由企业承担，避免骑手因事故承担额外风险。在合同中明确车辆维修责任，企业应提供定期检修服务，骑手因正常使用导致的小问题由企业免费维修。建立车辆定期强制检修制度（如每3个月检测刹车、电池等核心部件）。合同中明确提前通知期限（如7天），允许骑手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顺利解除合同，避免因企业单方面违约导致骑手受损等。要求企业向骑手提供车辆安全操作培训及租赁合同法律风险解读，避免“签后不管”现象。制定电动车租赁服务质量评级体系，定期公布企业信用评分，推动优胜劣汰。鼓励企业采用“信用免押”模式，减少骑手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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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合同规范

推行标准化租赁合同,由行业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租赁合同模板，明确租金、押金、维修责任、保险覆盖范围、合同终止条件等内容，提供车辆检修记录查询功能，确保骑手知情车辆安全状况，避免“霸王条款”。要求企业在合同中详细列出所有费用项（如租金、押金、维修费、保险费等），禁止以“服务费”“管理费”等名义收取不合理费用。限制押金金额，规定押金不得超过车辆价值的一定比例（如10%-20%），并要求企业建立押金退还机制，明确退还时限（如7-15个工作日）。加强金融监管，禁止强制绑定分期贷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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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消费者维权渠道

对于租车纠纷，可在平台或企业官网设置骑手投诉入口，或联合工会、行业协会设立投诉平台，明确投诉处理流程和时限，确保骑手权益及时得到保障。同时，联合支付宝等平台优化租车自动扣费规则，增设“冷静期”机制，帮助骑手顺利退出，避免造成过多损失。此外，还可由政府或行业协会建立租赁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公开企业服务质量和投诉处理情况，推动企业提升服务质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于因合同纠纷导致权益受损的骑手，可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或代理服务，或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帮助骑手和企业快速解决争议，降低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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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教育

‌开展法律知识培训，由工会或行业协会组织骑手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如《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帮助骑手识别不公平合同条款。发布典型案例警示，加强配送人员使用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安全教育培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配送人员不购买、租赁非法、非标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保障出行安全，避免安全事故发生。